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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忽略了萧伯纳 --纪念萧伯纳访问上海80周年

陆军

(本文由2013年8月10日《文汇报》记忆版整版刊发)

导语:

    忽略萧伯纳,也许有些道理。他继承了易卜生又指引了布莱希特,但就其作品而言,我们更容易接受易卜生与布莱希特。

    忽略萧伯纳,又没有道理。在19世纪90年代,萧伯纳最大的贡献是倡导戏剧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创作观念,推动了20世纪戏剧的理性转向,并对许多国家的戏剧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对于中国、中国戏剧以及中国戏剧教育,萧伯纳无疑更具有不可忽略的启示意义。

  

    无论如何,谁都知道,中国的戏剧教育,特别是戏剧编剧教学,是无法绕过埃斯库罗斯、莎士比亚、莫里哀、果戈理、契诃夫、易卜生、斯特林堡、奥尼尔、布莱希特、迪伦马特、萨特、贝克特、阿瑟·密勒等等戏剧大师的。但是,有一个人,常常会有意无意地被我们所忽略,这个人就是乔治·萧伯纳。

    忽略萧伯纳,也许也有些道理。他继承了易卜生又指引了布莱希特,但就其作品而言,从思想力的角度去看,我们可能更容易接受易卜生;从艺术性的角度去看,我们也许更愿意欣赏布莱希特。如果与同时代的尤金·奥尼尔相比,我们的目光逗留在萧伯纳作品上的时间那就会更短。

    忽略萧伯纳,又没有道理。在19世纪90年代,萧伯纳的最大贡献是倡导戏剧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人类命运的创作观念,把处于颓废边缘的英国戏剧带回到观照现实的康庄大道,推动了20世纪戏剧的理性转向,并对许多国家的戏剧产生过重要影响。而对于中国、中国戏剧以及中国戏剧教育,萧伯纳无疑更具有不可忽略的启示意义。

    不能忽略了萧伯纳,是因为萧伯纳与中国以及中国戏剧有着十分独特的关系。

    对于中国人民来说,萧伯纳的名字并不陌生。对于中国的戏剧工作者来说,萧伯纳作更是一个为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名字。

    乔治·萧伯纳(1856~1950),爱尔兰伟大的作家、戏剧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他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父亲做过法院公务员,后经商失败,嗜酒成癖,母亲为此离家去伦敦教授音乐。受母亲熏陶,萧伯纳从小就爱好音乐与绘画。在都柏林美以美教会中学毕业后,因经济拮据未能继续深造,十五岁便当了缮写员,后又任会计。1876年移居伦敦母亲处,为《明星报》写音乐评论,给《星期六周报》写剧评,并从事新闻工作。

    萧伯纳的文学始于小说创作,但突出的成就是戏剧。自1885年至1949年近六十四个创作春秋中,他共为人类奉献了五十一个剧本,其中《圣女贞德》被公认为他的最佳历史剧,是“诗人创作的最高峰”。萧伯纳杰出的戏剧创作活动,不仅使他获得了“20世纪的莫里哀”的称誉,而且“因为他的作品具有理想主义和人道精神,其令人激励和讽刺往往蕴含着独特的诗意之美”,于1925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萧伯纳的戏剧,中国人民一向为之倾注热情。早在中国话剧运动开始的初期(1921年春),汪仲贤、夏月润等人就在上海新舞台演出过他的作品《华伦夫人的职业》,作为第一次将原汁原味的西洋话剧搬上中国舞台的尝试,由于各种原因演出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但作为中国话剧运动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对中国戏剧的发展产生的影响不可低估。中国话剧奠基人之一的洪深就深受萧伯纳戏剧的影响,而著名戏剧家黄佐临曾与萧伯纳有过多次交往,有史料记载:黄佐临1925年至1929年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商科,住在郊区的林溪学院。在该院的学生同乐晚会上,黄佐临演出了自编自导的独幕剧《东西》,后来将该剧本寄给萧伯纳,表示对萧伯纳和易卜生的崇拜,萧伯纳回信道:“一个易卜生,他是个门徒,不是大师;一个萧伯纳,他是个门徒,不是大师;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想有所成就,他千万不要做门徒,他必须依赖本人的自我声明,独创一格。”(黄佐临译)1937年黄佐临从伦敦戏剧学馆导演班毕业,回国投入抗日行列,临别前,萧伯纳在送给黄佐临的相册上题写了语重心长的一段话:“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个未来的盛典将是中国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你们自己的创作。”

    萧伯纳在中国影响之大,除了他的剧作本身的魅力以外,还得益于1933年萧伯纳周游世界经过我国时曾访问过上海的那段经历。在参加宋庆龄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文化界知名人士晤谈。尽管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萧伯纳对当时的中国国情也是知之甚少,但他对中国人民却十分友好,对中华民族也是充满了信心。他曾在应上海时事新报之请,表达对中国人民之意见时说:“中国人民,而能一心一德,敢问世界孰能与之抗衡乎?”当然,他对中国人的劣根性也作了较为尖锐的批判,至少有两段话至今想起来仍然令人有如醍醐灌顶之感。一段话是说:“中国人的一种奇异的特性,是他们对外国人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客气和亲善;而在他们自己却老是那么不客气,老是打仗。不知是什么道理?”这真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人好“窝里斗”的劣根性。另一段话是萧伯纳在当时的北平,他看到由于华北受日本人的侵略威胁,当时的政府将故宫的文物悉数南运,而一些中国的富人也纷纷携财产南迁,对此,萧伯纳说:“故宫古物的南迁,于北平文化史上增加了悲痛的一页,好似古物较数百万北平人民的生命更重要的样子。我们赴意大利游历,则罗马时代的种种古物犹存,未闻意大利因为内乱外争,而把古物搬东移西的。”“……中国富人亦南迁,好似北平可以放弃一样,富人的财产不可受丝毫的损失。我不懂是什么道理,是否富人的财产较北平全市的价格为高吗?”中国人的利己、不顾民族的文化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劣根性,被萧伯纳先生讽刺到了体无完肤的地步。难怪瞿秋白称萧伯纳为“世界和中国的被压迫民众的忠实的朋友”,说萧伯纳“把大人先生圣贤豪杰都剥掉了衣装,赤裸裸地搬上舞台。他从资产阶级社会走来,而揭穿这个社会的内幕。他真正为着光明而奋斗”。鲁迅更是十分称赞萧伯纳说真话的勇气,“撕掉绅士们假面”的勇气,是“现在的世界的文豪”。

    

    不能忽略了萧伯纳,是因为萧伯纳是一个独具个性的伟大剧作家。

    我们不妨将萧伯纳与他前后左右的戏剧大师们作些比较,可以看出萧伯纳剧作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    

    首先,让我们将萧伯纳与莎士比亚作比较。

    莎士比亚是属于全人类的戏剧英豪。伊丽莎白女王曾经说过,她可以放弃大英帝国的所有版图,而决不愿意放弃莎士比亚。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萧伯纳对他的这位前辈并不恭敬。在萧伯纳看来,莎士比亚剧本中的情节和情景是人为的:“莎士比亚把我们自己搬上舞台,可是没把我们的处境搬上舞台。例如,我们的叔叔轻易不谋杀我们的父亲,也不能跟我们的母亲合法结婚。我们不会遇见女巫……易卜生补做了莎士比亚没做的事。易卜生不但把我们搬上舞台,并且把我们自己处境中的我们搬上舞台。剧中人物的遭遇就是我们的遭遇。”

    萧伯纳将自己划归于易卜生流派。他主张摈弃以罗曼蒂克、尖锐情景和血淋淋的结局来构筑情节的旧式悲剧,坚决反对以巧合、误会和离奇的情节耗尽观众注意力的所谓“佳构剧”,提倡剧本的任务是引起观众的思考,情景必须是生活化的。他曾明确提出,戏剧是“思想的工厂,良心的提示者,社会行为的说明人,驱逐绝望和沉闷的武器,歌颂人类上进的庙堂”。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萧伯纳对莎士比亚的态度除了两人的戏剧观不同以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19世纪末,英国舞台上充斥着写家庭琐事、三角恋爱、通奸案件之类的戏剧,内容庸俗,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而萧伯纳的戏剧则大胆革新,积极反映社会生活中严肃的社会问题,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脓疮,引起了当时的保守派的竭力反对,他们试图以莎士比亚为例,把莎士比亚与易卜生、萧伯纳的新型社会剧对立起来。正因为这个缘故,萧伯纳就用特别推崇易卜生、反对莎士比亚的偏激方法,力图呼唤一种在内容上、形式上都能反映现代生活及其课题的、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型剧作。

    其次,让我们将萧伯纳与易卜生作比较。

    如前面所述,萧伯纳十分推崇易卜生的戏剧观,他在《易卜生主义的精华》中对易卜生表示了充分的敬意。在现代戏剧史上,应该说,是萧伯纳和易卜生、霍普特曼、契诃夫一道,共同创造了新型的、反映社会生活的剧作,但萧伯纳同时又与侧重于描写社会的日常生活和人物心理的易卜生、霍普特曼和契诃夫不同,他的戏剧是一种带有鲜明的时代胎记和个性痕迹的社会思想剧或称社会理性剧。在艺术手法上,萧伯纳与易卜生两人可谓大异其趣。比如,在易卜生的剧作中,人物性格比思想观念重要得多,而且人物总在令人信服的谈吐中生活;但在萧伯纳的剧中,思想观念才是举足轻重的,他笔下的人物不是说话,而是讲演。如在《华伦夫人的职业》中,华伦夫人就娼妓问题与女儿展开争论,在《芭芭拉少校》中,安德谢夫就统治英国的是金钱还是品质这个问题与儿子进行了一番舌战等等。当然,萧伯纳剧中的辩论场面决不是枯燥无味的,而是处处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不仅归功于萧伯纳对人生、对社会的深刻洞察,更应归功于他对语言艺术的高度驾驭能力。

    再次,让我们将萧伯纳与高尔基和布莱希特作比较。陈世雄教授在《现代欧美戏剧史》一书中对此有过十分精当的论述,他认为:高尔基剧作是相当典型的“思想剧”,集中地思考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生活。其目的是要表现个人之间的冲突如何转变为社会性冲突。高尔基剧作同样表现了激烈的辩论,但这些辩论更接近生活,不像萧伯纳剧作中的辩论那样往往带有毫不掩饰的、演说家式的激情与狂热,政论色彩也不那么浓厚。然而高尔基剧作中冲突的展开始终不渝地体现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必然性,而萧伯纳则未能通过戏剧冲突来表现不同阶级的较量。在萧伯纳的笔下,冲突往往表现为被生活假象所蒙蔽和戳穿这种假象两者之间的斗争。这就是说,资产阶级社会为了掩盖真相而臆造出骗人的理想和偶像,而萧伯纳则竭力通过戏剧冲突来引导人们拨开迷雾认清现实。尽管如此,高尔基还是认为萧伯纳是“欧洲最大胆的思想家之一”。

    而布莱希特作为20世纪理性戏剧最杰出的代表,他与萧伯纳的剧作风格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萧伯纳的戏剧思维方式深深地影响了布莱希特。因为布莱希特对萧伯纳一直深表敬意,“如此睿智,如此勇敢无畏和能言善辩的人在我心目中是绝对值得信任的。要知道对我来说思想的深度无论如何都比它的具体运用要重要得多,杰出人物本身比他的活动倾向更重要”。布莱希特同时指出,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萧伯纳的“思维方式”,而不是他在各个具体问题上的观点。布莱希特像萧伯纳一样深信以政论和宣传鼓动为目的戏剧有利于启迪民智、消除社会的弊端。而且,在他的叙述体戏剧中,政论思维、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影响戏剧思维的程度都超过了萧伯纳。

    诚如陈世雄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无论高尔基还是布莱希特,在运用戏剧艺术为现实斗争服务方面都比萧伯纳走得更远、更加卓有成效,但是,在这条路上走出第一步的是萧伯纳。这位爱尔兰剧作家无疑是现代“思想剧”最杰出的代表之一。

    不能忽略了萧伯纳,是因为萧伯纳对教育、戏剧教育有极其独特的见解。

    萧伯纳是一个自学成才的奇才,他对教育一向持否定态度。诚如刚才爱尔兰三一大学尼古拉斯·格林纳所例举的那样,萧伯纳在香港大学演讲时,一开始就对学生说:“我有一个强烈的观念,那就是地球上每一个大学都应该夷为平地,用盐做地基。”要知道,用盐做地基是当时的英国人用以辟邪的一种习惯,由此可见萧伯纳对教育是何等的厌恶。当然,恐怕没有一个大学教授能接受他这种说法,但我们能理解他这样说的真正意思,那就是如果大学失去了其作为办学宗旨的求实精神,那就失去了办学的意义。

    对于戏剧教育,萧伯纳几乎也是抱同样的态度。1955年,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拟开设近代戏剧与当代戏剧的讲座,《萧伯纳评传》的作者亨德生因崇拜萧伯纳的关系,特别提议请萧伯纳将自己的剧作送一份给耶鲁大学,但是萧伯纳却轻蔑地回答道:“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东西送给耶鲁博物院,除非他们会高兴一只破旧的皮鞋。”还有一次,一家出版公司打算将他的剧本收进中等学校的教材里,也遭到了他的断然拒绝。

    萧伯纳对教育的排斥的确有点不近人情,尽管如此,作为一代经典戏剧家的萧伯纳,对于我国的戏剧教育自有其特殊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萧伯纳强调戏剧是教育的工具,反对“为艺术而艺术”,这与我国戏剧教育的主流价值观十分相似。

    毫无疑问,我国的戏剧教育一向提倡文艺(戏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提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提倡“走出象牙塔”,从火热的生活中去吸取养料,创作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作品。而萧伯纳正是一贯主张艺术应当反映迫切的社会问题,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他提出作家的责任不是用虚构的故事去迎合读者的趣味,而是要探索现实、批评现实。因而,在他的创作中,社会问题剧占有很大的比重,如《鳏夫的房产》、《华伦夫人的职业》、《巴巴拉少校》等等。萧伯纳曾在《人与超人》的序言里说:“我不能成为纯文学作家。如果仅仅是为了‘艺术’,我真不愿意费劲地去写一个句子。”他宣称:戏剧家写戏剧的目的不是要让被奉承的观众观看一场巧妙有趣的、只供消遣的文娱表演来消磨时光,而是使观众感到内疚、感到问心有愧。难怪洪深称他是一个真正的“充满了革命情绪的社会主义者”。

    显而易见,萧伯纳强调戏剧家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与我们的戏剧教育理念可以说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萧伯纳的教育观与我国的艺术教育的规律也十分吻合。

    萧伯纳对教育的反感,主要是因为他认为:现代的大学教育,就是以“死读”代“经验”,以“文学”代“生活”,以“幻想”与“过时”代“实在”与“现今”。因此,他在香港大学演讲时还说过这样一段话:“文化所需要的是创造精神……所以大学的学生不要仅仅死记从大学课本里所得的学问,而要把学问的精义终身实行。所以应该时时和师长质疑,更进一层!深求各师长所不同之点,则真义自见。求学之道,善用组织法,以求真学问的真价值。”

    萧伯纳的这些论述使我们廓清了他对大学反感的迷雾。强调创造,不死读书,关注现实,教学相长,取长补短,求得真学问,这不真是我们戏剧教育所一贯提倡并一直在努力追求的东西吗?

    第三,萧伯纳一直提倡、强调并实践现实主义新戏剧,反对“佳构剧”。他的戏剧充满着他观察到的深刻的社会与人生的现象,他的戏剧观与创作方法决定了他的创作关注现实、关注民众疾苦。他为了写《鳏夫的房产》,“……曾经每星期亲自到贫民窟去收取房租,在四年半的时间里看到资产阶级房东的幕后情况。”为了写《巴巴那少校》,他亲自参加救世军的集会,唱赞美诗,随时随地作记录……正如他在《一个现实主义戏剧家对批评者的回答》(1884)一文中所说:“我是……一个戏剧家;但我并不是一个独出心裁的戏剧家,因此我必须从现实主义现实生活里采用第一手的戏剧素材,或者从可靠的文件里采用戏剧素材。”他反对那种以情节公式化为中心的“佳构剧”,他认为,情节公式化是严肃戏剧的大敌,也是任何类型的文学作品的大敌。这样的艺术见解当然也可以看作我们从事戏剧艺术教育的宝贵财富。

    10年前,我应邀参加爱尔兰驻沪总领事馆在上海市人民政府配合下隆重举行的萧伯纳访问上海70周年纪念活动,在那次活动中,爱尔兰作家尼古拉斯·格林纳等与蔡元培、杨杏佛的后裔以及部分中国作家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座谈,共同回顾历史、缅怀伟人、展望未来,同时,中爱双方学者对萧伯纳访问上海的影响作了历史评价,至今令人难忘。

    总之,不能忽略了萧伯纳,就是要进一步吸纳他给全人类带来的精神财富。将萧伯纳对人生、对艺术、对戏剧的种种真知灼见转化为可贵的教育资源,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既充满艺术才华又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未来戏剧家而努力。

(作者系上海戏剧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