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艺术院校是一座象牙塔，层层而立，等级分明。选择艺术院校，就是选择了冒险，要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要么永埋地下。
在这个冒险的过程中，我的生活总是失控。
记得那是2007年10月，刚刚经历过高考失败的我，尚未从伤痛中缓过神来，却又偶然间看到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对那些有文学特长的学生试行常年招生考试，满腔的文学梦想再次敲醒了我的神经，仗着自己在高中期间获过几次作文比赛的奖和一些零星发表的豆腐块，向班主任借了五百块钱和父亲刚给的生活费，便悄悄搭上从贵州到上海的火车，开始了我人生的冒险。
火车“哐当哐当”响了二十六个小时才到达上海，等我赶到学校报名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四点了，招生处的老师都准备要下班了。我匆匆忙忙填好了报名信息，把那些颇为自得的材料递给老师检查。却没想到，一个晴天霹雳令我险些哭了出来，老师告诉我常年招生考试除了有获奖证明，还必须要有三个副高级职称以上的专家教授的推荐，两个校内的，一个校外的。否则不能报名参加考试。
我顿时就蒙了，第一反应是不管怎么样我不能就这么带着行囊回家。我满脸怀疑地看着老师，心里十分期望他们只是在跟我开玩笑而已。看我一脸无辜地表情，老师把招生条例划给我看，似乎要令我死心。
可我怎能如此就死心呢？我开始极力向老师陈述自己对文学的热爱之情，从贵州来一趟上海的不容易……最后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老师一言不发地看着我，手托着下巴思考了许久，也没理我就径直拨了个电话。电话拨毕，老师叫我拿着材料去找教务处的老师。
看到了一线希望。托着一个大箱子，十步并作三步，到了教务处，看到门口的一个老师便带着哭腔陈述自己的遭遇，像极了童年时找不到回家路的孩子般。等我陈述完毕，门口的老师缓缓道不好意思，你应该去找里面的老师。
里面那位能“带我回家”的老师便是时任教务处处长的陈其毅老师，当他看完我的材料，便立即给招生办的老师打了电话，同意我先参加考试，后面再补上专家推荐。
总算是有惊无险，接下来的一切都很顺利。可是等到填报志愿的时候，我却犯难了。全家人都反对我读艺术院校，因为在家人看来这太冒险了，因为在山区的我们对戏剧一无所知，对于农村的学生来说，要的是安分，他们的意见是报一所本地的师范类院校，毕业当个老师，脱了农耕，便是农村孩子人生最大的幸事了。
这一次我没听家人的意见，再次选择了冒险，从遥远的小山村只身来到了上海，又一次开始我的冒险之旅。
我知道，每一个上戏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的冒险历史，都是那么独特，那么崎岖。
记得朱国庆教授曾在上课时说过，能在艺术院校读书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叔本华曾说，人生无非两种境界，一种是痛苦，一种是无聊，而且就像钟摆一样，人生就在痛苦和无聊中摇来摇去。这两种境界似乎更贴近艺术创造者的身上，每一次诗性哲学思考，都是一次冒险。
特别是对于戏剧文学的创作者来说，我们常常用一颗心，用一颗诗意的心去观察现实时，不仅是描绘出一种生存的状态和诗意，同时，也包含着心系万物的，对人、对现实人生的哲学沉思。这种哲学沉思幻化成文字，最后呈现在舞台上，或语言、或肢体，逻辑的与非逻辑的，自生活中而生并由此提炼并蕴蓄在艺术形象中的诗性哲学。
而这个过程本身，是极其危险的。或被拒绝，或被接受，或许明天就红遍大江南北，或许一辈子都默默无闻。
最要命的是上戏人的情感似乎有别于其他任何一所院校，不是抽象思维的产物，而是自然情感的感性抽象物，它并不表现为概念和判断，而仍然表现为一种情感，一种与自然情感非常相似的高级情感，恰如艺术作品中的第二自然彷佛是第一自然的影子般。
或许，这就是上戏人的艺术情感，折磨着自己，也折磨着他人，而我们却在这种折磨与被折磨中坚强地存在着。
这种情感表达为田汉先生撰写的校歌上，表达在“学戏先做人”校训上，倾注在在一个个堂堂正正地“人”身上。
然，无论如何，我庆幸自己的坚持，有幸能参与这一华丽的冒险，无限风光在险峰，或昏暗，或光耀，都一并作了那舞台上空的斗转星移。
上戏六十五年华诞，无论是上戏，还是上戏人，华丽的冒险才刚刚开始。（作者：08戏文/饶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