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顾振辉将他的硕士论文和毕业后参与研究项目所写的部分文章结成一个集子，题名为《探微知著——十七年剧史论稿》。这是他几年来学术研究的辛勤成果，现在就要出版问世了，当然值得庆贺。
我是振辉读研究生时期的导师，他性格中有两点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是勤于思考，读书从无“不求甚解”的时候，凡是没弄懂的地方总要打破砂锅问到底。自己写文章呢，也是常选难题、偏题，另辟蹊径，不肯说一些老生常谈的话，以此来挑战自己。二是忠厚踏实，为人处世没有一点虚头花脑，学习和研究同样如此，宁可花死功夫去翻查海量的图书资料，也不投机取巧走捷径。正是这两个特点，形成了振辉在学术研究上的个性风格，也是他在这本书里之所以要选择“十七年”的研究课题，并取得了一定突破的原因。
在中国话剧史研究领域里，至今对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的十七年这段历史关注得不够，研究成果更是凤毛麟角。这段历史说远不远，说近不近，也许由于种种原因，许多人感到评价的标准不好拿捏。“成绩与问题并存”，这样的总体结论当然不错，也是学界的共识。但是，成绩是什么？问题又在哪里？笼统一句话对于历史研究是毫无意义的，需要的是对许许多多的历史现象进行逐一分析，仔细研究，对一些问题重新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顾振辉从选择硕士论文的题目开始，就对十七年话剧史抱有兴趣。收在本书中的两个课题，即从小处入手：一个是对十七年时期历史剧中“人民”形象塑造的反思，一个是对当年红遍全国的剧目《年青的一代》创作背景的探究。从时间上看，这两个问题涉及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期（“文革”前），话剧创作在这一阶段中不能说没有“正能量”，但极左思潮也是在这段时间里大行其道，愈演愈烈的。通过“个案”研究，解剖麻雀，不仅有助于对十七年话剧发展史做出正确评价，更能给当下的话剧创作提供一些启示。我想，这就是振辉所做的两个课题，所进行的反思与探究的价值所在吧！
比如，对于十七年间历史剧创作中的“人民”形象的塑造问题，以往很少有人予以特别关注，本书作者却结合近些年来历史学界对“人民史观”的重新探讨，进行了反思，发现在过去历史剧创作中存在着“超级人民”的形象。通过对这一时期几个有影响的，甚至是大家的作品（《关汉卿》、《蔡文姬》、《文成公主》、《武则天》、《甲午海战》、《胆剑篇》等）的文本细读，作者认为，那些觉悟超凡、居高临下的“人民”形象，实在是为体现“人民史观”而硬贴上去的标签，不但自身缺乏活生生的性格，缺乏历史的可信性，而且因为他们的存在，致使整个剧作的结构、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乃至整个剧作的审美价值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影响。文章还对“人民史观”指导下的历史剧创作思想进行了历史溯源，以及时代语境下的深入剖析，其中包括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和创作主体的知识分子“原罪”心理等等，应该说论题的切入口不大，却引申出颇为深广的理论阐发。诚如作者在“教训与启示”一节中所总结的那样——
十七年时期的历史剧仅在简单教条地图解人民史观。然而，在人民群众 处于蒙昧未开的历史阶段，是很难真正地把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历史的主人的。所以，剧作家在处理历史剧题材的时候，不应绝对地将人民形象置于所有历史的主体地位上，不顾历史的局限而人为地拔高人民形象。不应忽视统治阶层与知识精英阶层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历史剧的创作还是应当本着创作主体自身对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的看法，力求准确把握历史时代的特征，从人物的性格与处境出发，塑造出符合历史可能性的人民形象来。
在论述过程中，作者还结合了对中国戏曲名著《清忠谱》、莎士比亚名作《亨利四世》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了人民形象的塑造必须符合“历史的可能性”这一创作规律，强调不能“为了观念的东西而忘掉了现实主义的东西”。这些论述无疑对今天的历史剧创作具有警策意义。
又如，对60年代上半期影响极大的“社会主义教育剧”《年青的一代》的创作过程与背景的钩沉，同样是一种“以小见大”的个案研究。
多数人可能想象不到，当年这出风靡全国的戏，背后还隐藏着那么多的“故事”。《年青的一代》本是上海戏剧学院教师陈耘，有感于一些大学生毕业时过多地考虑个人利益，不愿意离开上海去较艰苦的地区这一情况而写的一出青春校园剧，其中有对青年人的事业、理想、爱情的思考，有一定的批评、励志作用。但未曾想到，自从1963年登上舞台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该剧竟遭遇连续不断的“被修改”的命运。因为这出戏恰好契合了当时“兴无灭资”、“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语境，方方面面，尤其高层领导都来插手，硬生生地把一个原本充满大学生生活气息的戏，“修改”成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的战场”，正面人物被拔高成雷锋式的英雄，转变人物（干部子弟林育生——原作中的主角）的背后被安插了一个“隐藏”（不出场）的反面人物，以示阶级斗争的尖锐复杂……。这种“修改”已经完全脱离了“创作”的范畴与方法，当时上海市委主要负责人柯庆施、张春桥等亲自捉刀上阵，当种种“修改意见”受到原作者的消极抵制时，他们竟然把陈耘一脚踢出了“创作组”。所幸原作还是遵循创作规律，从人物出发建构了一个比较严密的叙事框架，以致于大改十分困难，那些修改者的意图只能通过台词来贴标签，在表导演们的努力下，舞台呈现总算还保留着应有的艺术魅力。
至于当时其他大量的“社会主义教育剧”的创作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了。极左思潮的猖獗，加上那个时代文艺体制上的弊病，基本上将艺术创作的个性和艺术性的追求统统消解殆尽，有些原本基础不错的剧本被改得不伦不类，甚至面目全非。就我所知，话剧《小足球队》、《丰收之后》、《千万不要忘记》（原名《祝你健康》）等剧本即遭遇过程度不同的“被修改”，有的干脆被改成了政治宣传品。
以上两个关于十七年话剧历史的研究课题，虽然题目不大，但在学术研究上意义并不小。尤其是作者为研究做了大量的史料爬梳、整理工作，除了公开发表的文章外，还从档案材料、当事人口述中发掘出许多史实真相，本书附录中的一些资料本身就具有可贵的历史价值。
十七年话剧史在整个中国话剧史上是一个特殊的，也是重要的一个阶段，尚有许多的研究工作需要去做，振辉的这本书算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衷心希望他再接再厉，坚持不懈，在这一课题上做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是为序。
丁罗男
2014年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