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0月19、20日，由郭晨子编剧，周可导演的原创舞台剧《邬达克》，亮相第八届乌镇戏剧节，该剧倾力展现了拉斯洛·邬达克（Laszlo Hudec）漂泊动荡的人生，探索凝结在他生命中的身份认同、艺术理想与家国情怀等问题。在乌镇戏剧节欣赏这部作品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编剧郭晨子是如何创作这部作品的，以及她对戏剧创作的一些深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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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还是“写什么”和“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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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现在的“写什么”，不是指素材和选题，而是指主旨、指这些素材和选题要表达什么。
同样面对邬达克，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并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中流亡到上海的欧洲人，一个在当年的“远东第一大都市”留下了超过100幢单体建筑的建筑设计师，不同的创作者会有不同的解读和侧重，不一样的角度和诉求，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戏剧作品。
当然可以把邬达克写成一个传奇，无论是他从广袤的俄罗斯大地逃往中国，还是爱神花园（今上海作家协会）、国际饭店、吴同文住宅（俗称“绿房子”，今上海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设计建造，他起伏跌宕的命运与那一个时期的上海，都堪称“传奇”。当他的建筑作品已经成了网红打卡地，延续自20世纪90年代起的“怀旧热”，他和武康大楼、大光明电影院、沐恩堂等等，都是文化消费的符号性存在。
当然，也可以把邬达克写成一个“反传奇”。
从一战时的奥匈帝国炮兵中尉，到二战时期的匈牙利驻沪荣誉领事，从不得不从醉鬼手里买来俄罗斯护照篡改为自己的名字，到奥匈帝国解体、出生地被划为捷克领土，从申请美国身份到死后落葬家族墓地，漂泊的一生中，他常常如履薄冰。而他生活时期的上海，是从租界林立到华人精英逐渐施展抱负的东方都市，他不断变更的身份，为他带来了“不便”，比如，他不像英、法、日等国的公民受到租界治外法权的庇护，因此行事特别小心翼翼；又为他赢得了“方便”，他不像“列强”们的威胁感那么强，因此格外受到了中国客户的青睐。这一切烙印在他的建筑语言上，是他落脚上海时不假思索的新古典主义设计，是他想要尝试表现主义风格时免不了的自我审查——表现主义属于德国，而德国，是在上海受到英、法等协约国集团惩罚的战败国，是他终于实现了现代主义抱负时，与本土有识之士的一拍即合。
邬达克设计的建筑类型囊括了教堂、学校、公寓、别墅、医院、工厂、酒店、电影院和剧院，几乎无所不包，尴尬的是，即便如此，他还是被评价为一名“二流建筑师”。因为他从来都是听从客户的需要，而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建筑语言，他是别人手中的铅笔和橡皮。他折射出的上海，充满生机又暧昧混乱，某种程度上，足以消减或祛魅怀旧的光环。
困难的，不是以戏剧的方式演绎邬达克原本就充满戏剧性的一生，而是，写这样的一生，究竟表达什么？
剧本的定稿修改于2020年的春天，新冠疫情仍在蔓延之际。原本开放的世界，在小小病毒的威胁下重新变得封闭，各地推出的健康码像是一种隐喻，各种模糊的“界限”又一次刺目地清晰。
巴别塔会建成吗？
上帝变乱的，仅仅是语言吗？
与界限相伴而生的，是国家、民族的概念？
是身份和身份认同的危机？
“移民”的意涵是什么？
邬达克晚年定居美国，移民官的审问成为全剧的线索，这不仅仅是为了戏剧性的悬念和串联，更是作用于从“确切”到“不确切”。
邬达克追求的人生是确切的，他的命运是不确切的，那些造成他命运不确切的战争、意识形态、甚至区域划分，是那样的荒诞不经却又真真切切。一次又一次的追问后，终于，邬达克也要面对他心中的“不确切”，如他和“汉奸”陆伯鸿的交往；也终于，邬达克愤怒地反问，之所以反复盘问他，是否因为他看上去与社会主义俄国、中国、匈牙利都有瓜葛，而“自由”的美国正横行着“麦卡锡主义”。
以“传奇”来“反传奇”也许是个人的审美喜好，“不确切”和对“不确切”的揶揄和反思，则既是感同身受，又是反复思考后的剧作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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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陆帕导演的《酗酒者莫非》，用史铁生小说《关于一部以电影作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中的酗酒者A、《原罪·宿命》中的车祸遭遇者莫非和散文《我与地坛》中的作家史铁生本人，以及排练过程中王学兵与波兰女演员的互动（剧中女演员的身份为“来自奥兰的记者”）共同拼贴了这部作品。
那么，拼贴的主旨是什么？
在看到第二幕第五场时似乎有了答案，裹着被子出场的莫非寻找杨花儿，忽然联想起了卡夫卡的《变形记》！
果然，该场景在最后记录成文的剧本中命名为“昆虫腹部”，舞台提示描述“一个被包裹得很严实的人形，窥视了一会儿，钻进房间。它唯一露出来的肿大的头是史铁生的头。他在杨花儿旁边屈就着躺下，侧身遮藏着甲虫似的包裹的腹部……”，“莫非挣扎着想摆脱甲虫臃肿的腹部，他艰难地呼吸，抬起了昏昏沉沉的脑袋，吃力地探身想寻求杨花的帮助和安抚。”虫子般的包裹着的，是一觉醒来变成了虫子的格里高尔？是酗酒者A？是莫非？甚或是作家史铁生？都是！《关于一部以电影做舞台背景的戏剧之设想》中，每个人都在台上孤零零地演戏，而周围的人群全是电影，能看见他们、听见他们、与他们交谈，但无法贴近、不能触摸他们，这种情形，不正是《变形记》吗？与《变形记》的互文，完成了《酗酒者莫非》的拼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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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剧的“升维”，首先在于主旨的“升维”，在于互文《变形记》一类的意识流化作认知和创作的背景，并成为本能。
至少对我来说，这并不容易。接触邬达克后发现，于建筑史、租界史、奥匈帝国和中东欧国家的历史、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于上海城市历史，我都欠缺得太多，更遑论哲学的关照。写戏固然不是写论文，但浮皮潦草的认知和一望便知的主旨，是大多数原创戏剧缺少魅力的重要原因。文史哲是一家的说法老派得近乎高古，或娱乐或教化的重重压力下，戏剧自觉地不再攀历史和哲学的近亲，连文学本家都要疏远了，可不是沦为了附庸和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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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怎么写”，我的选择是，增加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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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米纳斯导演的《假面舞会》中，为何有一个推雪球的小丑，雪球还越推越大？《钦察大臣》中，为何市长的女儿早早就上了台，不安地踱步？为何幕间有一个尺寸超常的大偶横扫舞台？《叶甫盖尼·奥涅金》中，为何有一群芭蕾女孩，且要模糊映照出她们的身影？这些处理无关情节，却都是无比重要的语汇。他们是人物生存的环境，是无言地评述人物行为的歌队，也是象征。
布图索夫导演的契诃夫剧作令人惊叹，《海鸥》《三姐妹》和《万尼亚舅舅》中，他有时将看似对话的独白索性处理成了独白，凸显出每个人都是孤零零的存在。每个人物都像一件乐器，话语是他们的音色，组织成了独奏和重奏，织体与和声。他像一个乐队指挥，处理着强弱和层次。
也许因为复调小说的理论来自巴赫金，舞台上立陶宛导演图米纳斯和俄罗斯导演布图索夫的作品，都是多声部的。
声部，也是维度。
维度的增加，改变着戏剧的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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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豫过，但删掉所有移民官的台词时，爽利极了。摆脱了一问一答式的“冲突”和激化矛盾，摆脱了译制片式的翻译腔，也更易于进入邬达克的内心世界和回忆时空，他的言语是回答，是有交流对象的，但呈现在舞台上的，类似于独白。审问者的缺席，使得“审问”本身更加莫名其妙、不可理喻。
四名演员扮演邬达克，分别对应一战时期的、落脚上海的、持捷克护照的和作为匈牙利人的。全剧安排了两次各个时期的邬达克的对话，一次是他在上海以建筑设计大获成功时，委约接踵而至，而他却为一再重复旧有的建筑语言而痛苦，一次是捷克与匈牙利的国界线又一次改变，他得以归籍匈牙利时，关于什么是国家的思考和二战临近的困扰。
三次“插曲”镶嵌在全剧，内容和方式各不相同。
第一支“插曲”聚焦于盘腾住宅，即今天的上海沪剧院。百年建筑，主人历经更迭，以歌舞的方式讲述建筑内发生的故事，世事沧桑中，以远比建筑家的生命更为长久的建筑的生命探寻一条时光隧道。
第二支“插曲”是四个邬达克的一次重唱，遇到陆伯鸿后的“不确切”，使邬达克抒发内心的迷茫。
第三次“插曲”发生在尾声之前，剪辑近年来相关邬达克的新闻和纪录片片段，从建筑研究者、邬达克故居修缮保护者、以邬达克建筑为描绘对象的画家口中，讲述这座城市对待邬达克的态度。
而邬达克的弟弟盖佐，一个有着波希米亚灵魂的早逝的年轻人，自始至终贯穿全剧。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与哥哥截然不同，他是邬达克心灵世界的一个对话对象，他也是一个人的歌队，评价着哥哥的作为和思想。
安排乐队在台上是危险的，为二度创作的实现带来了困难。
有没有可能，尝试音乐戏剧或准音乐戏剧？
盖佐最好能演奏打击乐，关键时刻的一记鼓如当头棒喝，戏曲武场般提神。而邬达克之外，所有和邬达克有人物关系的角色，包括邬达克的妻子，都由乐队成员兼演。更准确地说，乐队成员依然就是演员，只是最好会演奏一样乐器。
巴别塔作为全剧的意象，用于首尾。
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场戏，从邬达克接受审问的回答开始，并不试图“再现”审问的情形，审问中，穿插盖佐的台词，穿插其他三个邬达克对此情此景发表看法，穿插乐队伴奏造成的间离，构成属于这个戏特定的戏剧语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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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尝试是否成立？
有待舞台的检验。
作为编剧，从整体的戏剧结构到每一场的场面处理，都有一个共同的原则：增加维度。
借用巴别塔的典故，在“插曲”中拓展观照邬达克的时间长度，以影像的方式构成他的他者性，对比他的建筑在当时和当下语境释放出的不同含义，都是为了增加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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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Drama和Theatre分别对应“戏剧”和“剧场”，由此产生了歧义、争论和心照不宣的共识。
我希望，编剧的“升维”，是为“剧场”写作的，是考量了剧场的所有维度的，而不仅仅是Drama式的以“摹仿一个有一定长度的行动”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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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之前，欧洲当代戏剧演出大举引进国内，学界称之为“二度西潮”。“二度西潮”下，自媒体狂欢，观众热情不减，然而，有敏感的学者指出，专业的戏剧院团和戏剧院校有失声之嫌。
回应“二度西潮”，我们可以有自己的创作。
遥想“探索戏剧”的热潮，已经过去了三十年，但戏剧，不该一直是“探索”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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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毕业时，我的学位论文题目是《文本的失落与自省——论演出与文本的关系》。二十年前，还没有观摩过那么多导演剧场的作品，只是感觉到，传统的编剧法不足以应对戏剧的变化了。当时任答辩主席的赵耀民老师说，文本没有必要那么失落。
借他的吉言，《邬达克》不知算不算多年后的又一次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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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维”由创作完成，而不是“创作谈”。
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编剧的身份之外，我日常面对的是编剧教学。编剧的“升维”，愿和我的学生们共勉。
【本文刊于2021年第2期《上海戏剧》】
摄影/尹雪峰
排版/管润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