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维新︱教与学的好传统——回忆上世纪60年代在戏文系学艺

回忆上世纪60年代在戏文系学艺

我学的是“戏曲创作”，1963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毕业，分配到一个区剧团担任编剧。回顾我在戏剧学院学习时，老师们的传艺，让我终身受用，他们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对我终生难忘。

学校老师是个群体，从现在回顾“当时的”气候——上世纪60年代初，知识分子（特别是“大知识分子”）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改造”。 “戏文系”刚新建，围绕建立“戏剧创作”的理论，教师们可能也是一个“新”的组合和筹建。

他们的教学实践和给我们的印象——个个“兢兢业业”，对学员“谆谆善诱”。魏照风老师开设的“中国话剧史”，顾仲彝教授创编的《编剧概论》，陈汝衡老师的《写作实践（戏曲唱词写作）》等等，我理解都是“新建的”学科，他们有一整套学术的理念和积累，教学时——口传心授，耐心、恳切地教诲、诱导。例如，魏照风老师的《话剧史》，当时以回忆“中国话剧运动五十周年”的史料为教材。顾仲彝老师的《编剧概论》，更是观点鲜明，条分缕析；他开宗明义就对编剧提出了思想（要有正确的世界观）、生活（丰富的社会实践）、技巧（掌握编剧基本艺术技巧）“三必备”（但是都是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在讲解“没有冲突就没有戏”时，不仅列举了古今中外大量的实例；并且结合当时《文汇报》等发起的“社会主义新喜剧”大讨论，提到“歌颂性喜剧”有没有、要不要设置“戏剧冲突”时，他又从大量的喜剧实践中，从“差异就是矛盾的开始”的角度，来完善“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的理论；并总结了“喜剧的情节，（人物的）喜剧性格，喜剧语言”的“喜剧创作”的“三要素”。这些创造性的理论，联系实际的独到的学术见解，对于当时我们这些热爱戏剧创作，却又“一知半解”的学生来讲，无疑是真正的“授业解惑”，对我们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中国曲艺理论家 陈汝衡

1955年推广普通话以后，取消了“入声声调”，这对于学习古诗韵律造成了困难（古诗、戏曲唱词都将入声字归入“仄声”，普通话取消了入声声调，把很多入声字归入平声声调了——造成混乱）上海方言原来“入声字”一讲一听就能分出，在普通话“推广后”，都乱了。班上还有一个山东籍的女同学，根本不会区分入声字。陈老师给大家“开小灶”，引用大量的古诗词诗句实例来讲解“入声字”的特点，又在我们学员练习写作唱词时，训练大家学会平仄押韵，他的“写作实践”课最大的特点是当堂布置题目当堂批改作业。一次，他要我们当堂练习写《牡丹亭》里杜丽娘的“上场诗”，我写了“蘭质无心理粉黛，春光有意织相思”的对句。他走到我桌边，取下眼镜看了我的草稿，很快地将“理”字改成“施”字，还对我轻轻地说了声“平厌”（提醒我学会用字锤炼平仄声），旋即戴好眼镜，去黑板上抄写了这个对句，还连声说：“不臭（错）！不臭（错）！我们班里有不少人是会写的！（他把“写”字讲成sie音）”一种赞不绝口的样子。我受宠若惊，这一来竟大大激发了自己学习的积极性，每次做学写古诗或上场诗的作业，都更加认真卖力。陈先生诲人不倦，批改作业十分认真，常常为我们逐字逐句修改，教我们斟酌推敲，有时甚至帮我“通首改韵”；还在我的作业本上留下“平仄稳当，可用”或者“颇佳”的批语。可以这么说，我们班不少同学都是在陈汝衡先生手把手下学会写作韵文唱词的。

可能现在的学生跟我们有些不同，虽然大家都是热爱戏剧创作的，但我们当时大多是“白纸”，把老师给的都奉为“真谛”，对老师虔诚，崇拜，如饥似渴地学。但老师们经常教育我们独立思考，启发我们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实践和创造。现在的学生可能“看得多，见得多”了，也许认为老师“不这么样”；刚刚学，或者还没学，已经觉得要“创新”了。这是很不好的！应该对学生一开始就进行入学教育，在理念上、学习方法上，端正他们的认识。“学生以学为主”，也应包含学生主要任务是“学习、继承”的含义。老师的教学讲的是科学规律，“创新”必须遵循科学。创作不繁荣，与不下生活，违反创作规律，大有关系。